我要住在社區
獨立生活是我的權利
Nothing
about us without us有關我們的事，不能沒有我們參與(另譯：沒有我的參與，不要幫我做決定)是CRPD最重要的精神，研討會一開始即邀請仁愛基金會住民代表王婉琳小姐致詞，並由瑪利亞基金會智青溫燿隆先生擔任司儀，開場演講邀請奧運游泳金牌得主范晉嘉先生主講，智青們在工作人員支持下，自信的表現令人激賞，再次證明障礙者的能力常被我們的想像力限制住了。在此分享專題演講摘要內容：
社區居住與獨立生活在台灣的實踐
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林君潔總幹事，以淺顯易懂的照片對比醫療模式和社會模式的差異，過去她在台灣，環繞她的往往除了家人就是醫療人員、照護人員，到日本學習自立生活後，她先擁有生平第一台電動輪椅，之後參與各種活動，甚至倡議障礙者權利，倡議過程中，最常得到政府代表的回應是：我們政府行事一定要考量：1、財務負擔，因資源有限，2、需公平分配，甚至要求：你們應該是要訓練復健「好起來」，不可能長期靠政府，這是依賴！不是自立。
以障礙者觀點來說，君潔說很想問：長官您一個月出幾次門，一天吃幾餐? 為什麼有人每天只能躺在床上看天花板?為什麼有人一天吃不到一餐?資源是否真的不足我們不知道，分配不公是可以確定的！障礙是每個人都會面臨到的處境，協助自立生活應是政府的責任！
社區居住服務自2004年開辦，目前除基隆、金門與連江外，各縣市均開辦，總計約100個居住單位。根據訪查，一個居住單位的運作成本約70萬到120萬/年，機構每年約須自籌20萬到100萬，缺少推動誘因，政策應被檢討。(詳參閱http://communitylivingorg.blogspot.tw/2016/01/blog-post_38.html)
機構的定義與去機構化的阻礙
哈佛法學院崔鳳鳴博士提供由倡議者所提出的觀點，定義什麼樣的狀態就是屬於機構化的服務，邀請實務工作者共同檢視我們的服務。
機構是一個---
只有障礙者
是超過三位障礙者沒有選擇的生活在一起
他們的寢室或浴室是不准鎖上的
強制且固定的用餐與就寢時間
限制訪客,包括可以探訪誰以及什麼時候可以探訪
限定住民出入的時間
限制個人的宗教或信仰
限制住民選擇或解除支持人員
限制住民的性喜好與活動
如果想要更換提供支持的工作人員或支持的內容, 便要求住民搬家
限制打電話或使用網路
限制更寬廣的社區生活與活動
聯合國人權律師Janet E.
Lord進一步分析社區居住的阻礙(Barriers to
Living in the Community)如下：
哪種居住安排對身心障礙者最好的一些態度、負面迷思及刻板印象；
缺乏對家庭成員、照顧者的訓練，也缺乏有關合適照顧的訓練；
錯誤相信機構居住可以保護身心障礙者；
抗拒改變；
財務體系偏好機構居住勝於社區居住；
一般人可獲得的地區性服務 (醫療照顧或復健)，障礙者卻只能在機構環境中獲得；
缺乏適當的居住標準，可能迫使障礙者居住於隔離化的機構環境，或為了生存理由，像是獲得三餐，而與家庭成員居住；
缺乏無障礙住宅，會大大減少障礙者居住在特定社區的選擇。
去機構化運動成果
荷蘭Arduin基金會再次分享去機構化前後差異：
過去的Arduin：
一個 360人的大型機構，許多方面欠缺服務品質
行動方針：實現解放及自我決策為基本原則，落實最好的生活品質
由「提供完整照護服務」轉變成「提供個案所想要的支持服務」
一個社區本位的組織
現在的Arduin：
24小時支持: 535人
成人日間支持服務: 180人
兒童日間支持服務: 25人，完全融合式教育環境
1,200名工作人員
150多個家，位於25個鄉鎮
每個人都有全時日間工作或活動
生活品質學院；提供個案與員工150多門課程
長期研究各過去機構化歷程的日本渡邊勸持教授，以下圖呈現日本與4個先進國家的去機構化發展之比較：
他分析日本和台灣相似，機構式服務的發展僅40年，並不像過去西方國家如此巨大(數百人甚至千人)，完全的隔離，日本機構以100床以下為主，因此去機構化進程緩慢，但20世紀以來，機構數已開始下降，而社區居住則逐年成長。
日本寢室空間居住人數的比例
渡邊教授認為日本已完成三個成果，1.意識到團體家屋(社區居住)是必要的社會資源2.意識到要提昇智障者人權與社區生活3.成立新的團體家屋協會，並由智障者和支持者共同管理。
台灣部分，在此則引用瑪利亞基金會林網市主任所分享，台中市的進步政策：多元支持社區居住服務計畫，於2015年訂定，已支持 2人家庭(手足同住等)及到宅服務，期待此多元模式也能在其他縣市被推動、被應用，使服務能貼近障礙者的個別需求，以符合CRPD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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